违约责任是双方达成一致协议后，一方因自身原因无法完成协议约定内容而需要承担的责任，那么违约民事责任和侵权责任如何区分呢?文典成都律师为大家介绍侵权责任和民事责任的区分标准，欢迎阅读了解。
侵权责任和民事责任区分标准
1.确定所违反的义务是属于法定的针对一般人的注意义务，还是约定的针对特定人注意义务。
目前在司法实践中，有一种倾向是将违反约定义务的情况归入到侵权的范畴。例如，商标使用权人违反许可合同的期限或范围使用他人商标;肖像使用人违反肖像使用合同使用他人肖像;房屋租赁期限届满以后承租人继续居住房屋既不返还房屋也不交付租金;等等。许多人认为，这些行为都构成了对他人商标权、肖像权以及所有权的侵害，因此，构成侵权行为，行为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种观点主要是从结果上判断而产生的。从行为人违反的义务性质来看，应认为上述情形都是违约的问题而不是侵权的问题，因为，有关使用的期限、范围等等都是合同明确规定的义务，违反这些义务大都是一个违约的问题。当然也涉及竞合的问题，但归入竞合则无疑使问题变得过于繁琐。对这些行为，我国《合同法》都设定了相应的责任，可以有效地解决，许多案件不需要采用竞合的观点。
2.在确定某一种行为是否违反义务时，根据具体情况考虑是否存在着默示的合同义务以及根据交易关系产生的注意义务。违反这些义务也将构成违约。
在许多情况下，当事人行为是否构成对法定义务的违反可能是难以判断的。例如，某人在宾馆住宿时，其随身携带的手机和有关衣物在房间内丢失。再如，某人在火车卧铺睡觉时，一双名贵的皮鞋丢失，在这两个案件中，受害人都以侵权为由请求对方赔偿。显然，宾馆和铁路公司依据法律规定并没有为任何人都负有看管其财物、保护其人身的义务。但对顾客或乘客是否负有一种合同上的义务，值得探讨。显然当事人之间并没有明确针对上述行为的保管和保护义务做出约定，不过，在这些合同关系中是否存在着默示的合同义务以及根据交易关系产生的注意义务，需要具体分析。
首先，必须确定双方是否负有默示的合同义务，所谓默示义务，是指依据合同的性质和交易习惯所确定的义务，包括两方面：一是依据合同的性质和目的必须由合同的当事人所承担的义务，例如，在承揽合同中，承揽人应当负有获取特定结果的义务;而在委托合同中，当事人应当负有尽最大努力的义务;再如在旅客运输合同中，承运人根据合同的性质负有安全地将旅客运送到目的地的义务，无论当事人在合同中是否对此义务作出了约定，都可以认为承运人负有该默示之义务，倘违反义务，未将旅客安全及时送到目的地则构成违约。二是依据交易习惯，所产生的默示义务。所谓交易习惯是指，在当时、当地或者某一行业、某一类交易关系中，为人们所普遍采纳的，且不违反公序良俗的习惯做法。我国《合同法》61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合同法第125条规定，解释合同应当依据交易习惯进行解释，这就确立了习惯解释的原则。由此，交易习惯成为确定合同默示义务的重要依据。例如，根据交易习惯通常是先住店后付款、先用餐后结帐，这实际上是确定了默示的先后履行义务。当然，就交易习惯问题应当由当事人举证，法官应当考虑该交易习惯是否客观存在或是否合理。否则不能以此作为确定默示义务的依据。在上述两个案例中，根据旅客住宿合同和旅客运输合同的性质，很难确定旅馆和铁路公司负有为旅客看管财物的义务。至于根据交易习惯是否负有这种义务，还需要由当事人进行举证。一般情况下，由于旅馆住宿人员相对较少，每一位旅客都有特定的房间，财物保管更为便利，因此，根据交易习惯可以认为旅馆负有为旅客看管某些财物的义务。而对于列车来说，由于乘客流量较大，铁路公司很难看管乘客的财物。
其次，应当考虑经济利益对义务的影响。在合同关系中，合同义务常常受到利益关系的影响。例如，有偿保管人的注意义务明显高于无偿保管人的注意义务。同时，在法律上对合同义务的形成常常也要考虑是否存在着利益关系。如果当事人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合同关系，一方对另一方提供某种服务或劳务，支付了一定的对价，则另一方有可能依据这种对价负有某种保护对方财产和人身的合同义务。例如，有人在宾馆看望客人时，随身携带的物品被盗，此种情况与住宿的旅客的物品在房间丢失是不一样的。我认为在后一种情况下，显然宾馆有某种看管的义务。这种义务是根据合同产生的，且因为双方存在这种对价关系，因此，能够确定当事人负有此义务。但在前一种情况下，不能认为宾馆对每一位到访的客人都负有看管的义务。因为宾馆与其没有合同关系，也不存在对价关系。当然，在侵权责任中，一般不能根据对价关系来考虑某种义务是否存在以及当事人的行为是否违反此种义务的问题。
3.不能将交易关系中的附随义务扩大到侵权领域。
附随义务是附随于主给付义务的义务，主给付义务确定以后，附随义务才能随之而存在，附随义务本身不能独立于主给付义务而存在。如出卖人在交付标的物、履行主给付义务时，应当向买受人如实告知产品的使用方法。在通常情况下，附随义务并不是以给付为内容的，而是为了使给付义务有效的发生、履行以及消灭所形成的义务。附随义务的内容是任何合同都应当具备的，但在不同的合同中，义务内容也不完全相同。尤其应当看到，与主给付义务不同的是，附随义务不是通过当事人在合同中事先确定的，也不是在合同成立时起便已经确定的，其内容将随着合同关系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例如，在合同履行期到来之前，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负有准备履约不辜负对方履约期望的义务，在履行期到来以后，当事人应当在履行主给付义务时，履行各项附随义务。
《合同法》第60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按照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这就是对履行中附随义务的具体规定。在履行完毕以后，当事人也应当依据合同的性质和交易习惯履行一定的附随义务。《合同法》第92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这就是对履行完成以后当事人所负有的附随义务的规定。
从侵害的对象来区分
从侵害对象的角度来看，违约行为所侵害的是一种相对权即合同债权，侵权行为所侵害的是一种绝对权。
必须看到，侵权法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其保障的权益范围逐渐地扩大，不仅仅是权利的保障的范围在扩大，而且侵权法的保护对象也扩张到许多尚未形成权利的利益。由于第三人侵害债权这种制度在许多国家的法律中已经得到了承认，因此，债权也成为了侵权法的保护对象。这样一来，侵权行为与违约行为的界限就变得相对模糊了。据此，区分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以侵害对象作为标准是十分必要的。
任何一种侵权行为在发生以后，受害人要主张侵权损害赔偿，则必须证明行为人侵害了其某种权利或利益，而这种权利和利益应是受到侵权法保护的。侵权法所保护的权利与利益应当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这种权利或利益必须是私法上的权利或利益，是特定的民事主体的权利或利益而不是社会公共利益或受公法保护的利益。例如，某人在上高中期间被学校分到差班导致其没有能考上大学，便以其受教育权遭受侵害为由提起诉讼。该案作为侵权处理将遇到的障碍是，受教育权究竟是私法上的权利还是公法上国家应当负有的义务?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与其说这是一个公民的权利不如说是国家的义务，宪法规定国家负有为每个公民提供相应的教育设施及其他教育条件的义务。例如，宪法规定了公民有劳动的权利，这不是说国家必须保障每一个公民都能就业，而是说国家必须为每一个公民提供相应的劳动的条件、劳动的机会。公民因宪法规定的对国家的义务而享受到的利益不是私法上的利益。而且分班本身也不是对公民受教育权的剥夺，只是由于被分到差班可能使原告受到的教育不如分到好班受到的教育要好，但这并没有影响其受教育权的享有。即使受教育权受到侵害，也不能通过民法上的侵权责任来解决，而只能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加以解决。
第二，这种权利或利益应当具有确定性。如果权利和利益的内容很难确定，则就难以确定行为人究竟侵害了受害人的何种权利和利益，从而不能认定其构成侵权。例如对于配偶权是否能够作为民事侵权的对象的问题，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我认为，由于这种权利的内容不易确定，因此不能构成民事侵权的对象。例如一些案例中妻子拒绝与丈夫同居、拒绝生育子女等。许多学者认为这就是侵害了丈夫的配偶权，我认为，同居和要求生育子女是否构成配偶权的内容，是值得讨论的。即使构成了配偶权，其内容也是很难确定的。因此，将配偶权作为侵权的对象，在法律上是很难成立的。再如，关于消费者知情权的问题，其范围也是很难确定的。例如，某人在商场购物，售货员未告知货物的瑕疵，便提起侵害知情权的诉讼。我认为，这实际上是违约或欺诈的问题，而不能作为侵害知情权的案件处理。
第三，这种权利或利益应当具有排它性。由于侵权法保障的权利都是绝对权，这种绝对权表现在它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或者说这种权利和利益能够对抗来自一切不特定人的侵害，是一切不特定人所享有的权利和利益。任何不特定的人都负有不得侵害这种权利和利益的义务。至于在特定的合同关系中所产生的合同利益被侵害，主要应当通过违约来解决，而一般不宜通过侵权来解决。例如，关于承包经营权的问题主要涉及合同责任，对承包经营权的侵害应当按照违约来处理;但如果将承包经营权作为物权对待，使其具有排他性，侵害这种权利则可以构成侵权。
第四，民法对这种权益的侵害能够给予一定的救济。民法是否能够提供补救，是某种行为是否能够构成侵权行为的最关键因素。例如，对于妻子拒绝与丈夫同居、拒绝生育子女等行为以侵害配偶权提起诉讼，即使法院支持其诉讼主张，也是无法强制执行的，这就表明对这种权益在民法上不能提供一种补救方式，因此，侵害这种权利不能构成侵权。对“包二奶”的行为，究竟侵害的是何种权利或利益在法律上一直存在争论。我国法律过去并不认定其构成侵权，这主要是考虑到没有相应的救济方法。2001年《婚姻法》修改后，针对这种行为规定了民事赔偿的补救方式，!从而使“包二奶”的行为也可以构成民事侵权行为。当然，这种侵权行为侵害的是什么性质的权利，在理论上还有待于一步讨论。
需要讨论的是，对于侵害权利之外的利益是否需要依主观标准进行限定?德国法上规定必须是故意以悖于善良风俗的方式损害他人的利用才能构成侵权，我国台湾法也采取了这种规定。我认为，采取这种限制是必要的，因为，法定权利之外的利益范围极为广泛，如果法律不对其构成要件加以严格限制，则侵权法的范围将漫无边际。
根据先是否存在合同关系进行区分
当事人之间是否事先存在着一种合同关系，是区分违约和侵权责任的标准。在一般情况下，当侵权行为发生时，行为人与受害人之间不存在某种法律关系，而只是因为侵权行为的发生才使得双方发生了损害赔偿之债的关系。侵权人是债务人，受害人是债权人，受害人有权请求加害人赔偿损失。对违约行为来说，当事人双方事先必然存在着一种合同关系。因为违约行为的发生是以当事人之间存在合同权利义务为前提的。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在当事人之间事先存在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就有可能将这种违反义务的行为归入到违约的范畴。例如，顾客甲在某饭店进餐时，因饭店服务员乙与顾客丙发生口角后双方斗殴，乙扔出一铁盘砸向丙，丙及时躲避后该铁盘正中甲的面门。乙进而扔出第二个铁盘，该铁盘将从该饭店门口经过的行人丁砸伤。在本案中，顾客甲因为在某饭店进餐而与饭店之间形成了合同关系，其在饭店遭受损害，可以起诉饭店违约。但顾客丁与饭店之间并未形成合同关系，其在饭店门口遭受损害，可以起诉饭店和饭店服务员乙侵权，但不得起诉饭店违约。
在审判实践中，有一种倾向是常常不考虑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合同关系，将某种侵害他人权益的行为都当作侵权行为对待，而不考虑责任竞合问题。例如，对交通事故、医疗事故都仅作为侵权行为对待，而忽略了当事人之间存在的合同关系。由于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是各有特点的，对当事人的补救方法各不一样，受害人提出不同的请求权，在举证负担、责任的确定、责任的范围等方面都存在着区别。排斥竞合，从而否定了受害人可以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选择对自己最为有利的补救方式的可能性。以医疗事故为例，这种做法造成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对过错的举证，由于我国司法实践大多将医疗事故作为一般侵权行为对待，受害人对于医疗事故发生后医疗单位是否有过错应当负举证责任，这对受害人利益的保护是不利的。因为患者在接受治疗期间，很难知道医疗单位是否具有过失，对此，他事实上是处于无证据的状态。在许多情况下，患者甚至获得病历都很困难。因此，要求其就医疗单位的过错举证，是很难做到的。但如果采用合同责任，则只要证明医疗单位违反了合同的约定，且不具有免责事由，就可以使医疗单位承担责任。例如在提供整容服务时，医疗单位许诺可以将就诊人在整容以后达到何种效果，但最终并没有达到这种效果，医疗单位便构成违约。
第二，在侵权的情况下，按照以往的处理，医疗事故的损害赔偿必须以构成医疗事故为前提。但按照违约处理，就可以不考虑是否构成医疗事故的问题。由于合同责任是一种严格责任，所以，采用合同责任处理，对当事人更为简便、有利。根据我国现有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构成医疗事故必须要有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作出鉴定，而鉴定委员会常常是由医疗部门的专家组成的，鉴定的结果不一定对患者有利，所以在不少的案例中，鉴定结论认定不构成医疗事故，医疗单位无过错，但治疗的结果又表明医院可能是有过错的，对这类案件，如果都按照侵权来处理，是很困难的，如果按违约处理，则可以大大减轻受害人的举证负担。
第三，在违约责任中，当事人之间可以事先约定损害赔偿，一旦发生违约，就可直接执行约定的损害赔偿条款，而无须再进行鉴定。例如，在提供整容服务时，顾客与整容师可以事先就可能造成的损害赔偿进行约定。
第四，在从事一些危险性较大的行为时，不能完全不考虑免责条款。我国《合同法》第53条规定，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免责条款无效。我认为该条并没有完全禁止在医疗过程中使用免责条款。因为，有些医疗活动就是以给病人施加一定的损害，才能达到医疗的效果。同时，医疗手术等本身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即使在科技高度发展以后，这种风险也不能完全消除，只要有风险的存在就有可能给病人造成损害。这就应当允许医院与患者之间通过免责条条款免除风险责任。如果禁止使用免责条款，则医院就会以医疗手术会给病人造成损害为由，而拒绝从事一些必要的医疗活动，这反而会损害病人的利益。如果采用合同责任，就可能采取免责条款的方式来免除责任。
从侵害的后果来区分
违约损害赔偿仅限于财产损失赔偿，而且因为违约造成的损失，并非都应当由违约方赔偿，只有那些违约方在订约时能够合理预见到的损失才应由违约方赔偿。但因为违约造成人身伤亡和精神损害，一般不应当由合同法提供补救。而侵权损害赔偿，既包括财产损失，也包括人身伤害和精神伤害，只要是因为侵权所造成的各种损失，无论是直接损失还是间接损失，都应当由侵权行为人赔偿。按照这样一个分类标准，只要发生了人身伤亡和精神损害，就应当将其归入到侵权的范畴。
侵权行为将发生侵害他人财产和人身的后果，对财产人身的侵害包括造成他人财产损失、人身伤害和精神损害。而违约的后果主要是造成财产的损失。我国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时，受害人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包括精神损失。可见，在我国，精神损害赔偿仅限于侵害人格权的情况，其适用的范围是很狭小的。一方面，精神损害赔偿仅适用于侵害人格权，不包括侵害其他权利的情况。另一方面，即使就人格权的侵害来说，也仅适用于对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侵害的行为，而不适用于其他人格权受到侵害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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